历史上每一次重大传染疾病带来的病耻感都会加重患者的痛苦。可以肯定此次新冠肺炎中，病耻感同样也会产生。病耻感是一种进化反应。我们本能地会与那些可能传染疾病给自己的人保持身体上的距离。对此，我们有一整套的进化反应。这种反应又被称为“寄生虫免疫逃避”。它会阻止我们与可能携带病毒的人保持接触。诸如呕吐或者皮肤损伤等疾病现象都会让我们感到厌恶，无论这些现象是否会对我们自己的健康造成实际威胁。
造成这种反应既有道德层面的因素，也有物质方面的因素。我们一贯相信坏事就会发生在坏人身上。心理学上的“公正世界谬误”让我们错误地认为感染了某种疾病的人，可能就是因为做错了某件事，所以理应受到疾病的惩罚。对于新冠病毒，人们可能会认为那些感染了新冠肺炎的人是因为洗手时间不够长、方法不够到位，或者他们摸脸的次数太多，又或者因为他们没有保持足够远的社交距离。
这种想法往往会给人以安慰。这种安慰会让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这种想法还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把每件事都做对了，就不会被感染。然而，我们并不是简单地生活在一个绝对公正的世界里：即使我们可以把每件事都做对了，比如按规定洗手洗足了60秒而不是简单地洗20秒，我们依旧有可能会感染上新冠病毒。
病耻感的代价
经过我数十年的研究发现，被污名化不仅会损害患者的精神健康，也会损害他们的身体健康。病耻感表现形式有社交排斥、流言蜚语、身体暴力和拒绝服务等方面。那些遭受到他人羞辱的患者，他们的抑郁症状、精神压力以及对药物的滥用等方面都会加剧。更让人担心的是，患者虽然没有遭到来自他人的羞辱，但他们自己也会因为感染了疾病而产生消极情绪。他们一想到自己会遭到他人的羞辱，焦虑和压力便倍增。因为感染了病毒，所以自身也可能会产生内化耻辱感，认为就是自己做错了事，已成为了一个罪人。而新冠肺炎患者偏偏又最需要被隔离，这一医学事实更使这一问题复杂化。处于隔离令下的病人具有更大的痛苦风险。
病耻感不仅会对病人自己造成影响，还延伸到那些与该疾病相关联的人。患者的家庭成员、照顾患者的医护人员等人遭受他人羞辱的风险也很高。在新冠病毒爆发的背景下，亚裔美国人和去过爆发地的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羞辱。
在病毒流行期间，羞辱任何一个人同样对大家都会构成威胁。从对艾滋病、埃博拉病、汉森病和其他传染病的患者的各项研究表明，对患者的羞辱会削弱对病毒的检测和治疗疾病的努力。因为担心会遭到社会的羞辱，所以那些生病或出现症状的人便不想进行疾病检测或者寻求治疗。基于“公正世界谬误”这一说法，每个人都相信自己不会得病。毕竟，大家都认为自己是一个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感染疾病的好人。
社交距离，而不是社会隔离
对于新冠肺炎的好消息是，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已经确定了在疫情期间用来处理病耻感的种种方法，其中包括降低病耻感，加强复原力的种种策略。这样即使受到了来自他人的羞辱，他们也能积极应对。
普及知识是消除羞辱最普遍的方法之一。它能有效地消除人们心中不良的刻板印象。比如有人认为亚裔美国人更有可能患有新冠肺炎。正在遭受新冠疾病的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应该公开他们的检测情况以便让疾病正常化。比如，当NBA球星“魔术师”约翰逊宣布他是艾滋病患者时，美国便大大提高了对艾滋病病毒的检测。由此看来，名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患病的帖子更有助于打破这一古板看法。我一直在提醒我的同事和朋友们：既然汤姆·汉克斯和丽塔·威尔逊都会患上新冠，那我们同样也能染上。
公司的领导人要阐明公司包容、接纳、多元性的组织价值观，将其延伸到那些感染过新冠的人身上。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强制执行反歧视政策。完全康复的新冠患者已经不再具有传染性，他们不应该被同事们加以不公正的区别对待。
企业管理者还应该对员工中新冠病例的报告和应对制定明确且让人信任的各项制度。这样的话，员工在上报自己生病后才有安全感，而且确信自己在康复后还能继续工作。组织机构也应该在健康项目方面加以投资，以提高对来自他人羞辱和其他压力因素的适应能力。例如，正念活动就有助于提高对各种压力的复原力，还有各种各样的平台帮助他们。
在疾病流行期间，虽然领导者对消除羞辱起着重要作用，但我们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也同样重要。事实上，最好的恢复工具之一就是简单的社会支持。员工之间可以预约线上咖啡时间、午餐时间等增加相互关心。我们可以打电话或发短信给我们的邻居，尤其是那些生病的邻居，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最新生活，并向他们表达在解除社交隔离等措施后重新联系的想法。我们还应该开诚布公地谈论我们都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与他人谈论包括羞辱感在内的压力来源能积极应对和解决心理健康。
尽管病耻感是对疾病的一种进化反应，但并非不可避免。病耻感让我们彼此间相互对立。但流行病却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需要更多的团结。病毒的脆弱性是我们团结的源泉。我们必须记住，新冠病毒才是我们的敌人，而不是那些新冠疾病患者和那些受新冠影响的人。
